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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次大流行的日本烧酎,能否为中国白酒年轻化带来启示?

导读:三次“大流行”背后,烧酎的品类变化和创新,将给中国白酒年轻化带来哪些有用的借鉴经验?如果你在日本九州一带,到餐厅点一杯sake(酒),店家大概率会给你端上一杯“烧酎[zhòu]”,而非清酒。正如啤酒蒸馏后得到威士忌,葡萄酒蒸馏后得到白兰地,在日本,用谷物或薯类等多种原料蒸馏而成的高度酒,便是烧酎。有意思的是,烧酎是日本酒类中,与中国白酒最为接近的品类。日本历史上经历过三次“烧酒热潮”,最近一次发生

三次“大流行”背后,

烧酎的品类变化和创新,

将给中国白酒年轻化

带来哪些有用的借鉴经验?

如果你在日本九州一带,到餐厅点一杯sake(酒),店家大概率会给你端上一杯“烧酎[zhòu]”,而非清酒。

正如啤酒蒸馏后得到威士忌,葡萄酒蒸馏后得到白兰地,在日本,用谷物或薯类等多种原料蒸馏而成的高度酒,便是烧酎。

有意思的是,烧酎是日本酒类中,与中国白酒最为接近的品类。

日本历史上经历过三次“烧酒热潮”,最近一次发生在21世纪初期,通过在饮用方法、酿造原料上进行多样化尝试后,销量不断上涨,完成了对清酒的“超越”。

也是从此开始,烧酒彻底“翻身”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喝烧酎视为“酷”。

在中国,日本酒类消费市场的变化趋势、品类创新往往被中国市场拿来反复研究、对照,并思考其中的启示意义。

同一个品类,三次“大流行”,“年轻人喝不喝中国白酒”这个问题,能否以烧酎为切口,得到更加积极的答案?

从低迷到首次流行

关于“烧酎”二字的最早记载,始于1559年,鹿儿岛大口市郡山八幡神社。

于是,这种由泰国出发的蒸馏酒技术,途经柬埔寨、印尼半岛登陆琉球(现今的冲绳),终于在日本兴起。

顾名思义,“酎”指经过二次以上制造过程的烈酒,“烧”则是指代的是蒸馏工艺。

日本的酒税法规定,烧酎必须是从酒精含有物中蒸馏出来的酒精,其中以连续式蒸馏器进行连续蒸馏的,被称为“连续式蒸馏烧酎”;以单式蒸馏器进行蒸馏的,则是“单式蒸馏烧酎”。前者通常是大批量生产的便宜货,后者通常更传统,也比较容易出精品。其酒精度数最高分别不得超过45度及36度。

按容量计得2018年日本人饮酒构成,彼时烧酎占比已超过清酒、起泡酒等品类(数据按照被课税的酒类销售(消费)量计,资料来源为日本国税厅、野村东方国际证券)

由于气候原因,很长一段时间里,烧酎都流行于日本南边,尤其是九州鹿儿岛一带,北方则仍以清酒为主。

日本国税厅海外酒类输出顾问,中国国际唎酒师协会副会长李鹏告诉云酒头条:“二战之前,清酒产量高、利润高、赋税高,市占率自然上升;而小众的烧酎因价格低廉,不挣钱,很难走出九州的领地。”

后来,时代的车轮驶入昭和年代,日本交通脉络与物流运输贯通全国,那些到大阪、东京工作的南九州人,也开始把老家的烧酎带去日本各地,烧酎发展的齿轮开始缓缓转动。

时间很快来到1970年代,欧美白色烈酒革命兴起,伏特加的产量首次超过波本威士忌,让“西化”严重的日本人,开始关注这类味道干净纯粹的烈酒,与之口味相近的烧酎,也逐渐有了口味培育的基础。

1970年代中后期,日本彩色电视机迅速普及,烧酎厂家抓住机遇,大力通过电视广告进行“6x4汤割”传播,烧酎终于厚积薄发。

所谓“汤割”,就是在80度的热水中,缓缓加入烧酎,以6:4的比例调和,比重和温度差,让烧酎与热水自然对流融合,香气更加澎湃醇厚的同时,也降低了酒精带来的刺激感。

这种全新的饮用方式,让烧酎从由杂粮发酵,农民和渔民的廉价烈酒,逐渐晋升为“年轻人愿意小酌一试”的品类,逆转了长久以来颓势,烧酎消费量由跌转升。后来这种“调和原则”被视为经典,被写进了日本清酒行业的漫画《藏人》中。

第二次爆发

有报道称,烧酎第二次流行始于韩国人的推动。

因为价格便宜,烧酎往往受到韩国留学生的青睐。当时的烧酎因为度数过高而难以下咽,不少人尝试在杯子里放一颗盐腌的软酸梅,用长柄铁匙捣烂后,再加入烧酎来饮用。加之日本全面西化,人们开始借鉴威士忌中典型的鸡尾酒“嗨棒”,用烧酎做基酒,调制出类似的风格。

这便是烧酎嗨棒Chu-high的前身。Chu-high是将烧酎加入苏打水混合饮用的饮料,度数大降,因口感清爽在东京人气暴增。

烧酎的饮用方式一览,其中汤割即加热水,苏打水割即加苏打水,水割即加冷水,Chu-hai则是苏打水与果汁混加(资料来源为共同社OVO编辑部,野村东方国际证券)

彼时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前的繁荣期,也催生了Chu-high在社交场合的普及,下班后必须小酌一杯的日本人,很快爱上了这种价格便宜、很快“微醺”但没有负担的产品,烧酎也成为居酒屋最受欢迎的酒品之一。在一些著名的大众酒场,常见客人喝烧酎,而侍者捧着1.8公升的特大酒瓶,见人干了杯便即刻添上。

伴随日本经济的繁荣和消费市场的扩大,酒精饮料的分销渠道,逐渐从传统的实体店扩展到超市、便利店、自动售货机等。

烧酎及其衍生的RTD产品也被摆上货架,市场规模快速扩张,催生了烧酎品牌的白热化竞争。为了在市场上获得更大的份额,品牌商纷纷推出各种创新的产品和营销策略,进一步推动了Chu-high的流行和烧酎市场的发展。

1983年,由东洋酿造所发行的Hairiki成为日本第一个罐装Chu-high产品。1984年宝酒造借着Chu-high的人气,推出饮用便捷的罐装Chu-high产品。

罐装Chu-high的出现使得烧酎更加方便携带和饮用,在年轻人中彻底流行开来。

《日本烧酎漫谈》一文中提到,从1977年到1986年十年间,日本烧酎的生产销售量增加了近3倍,特别是乙类烧酎(单式蒸馏烧酎)的增长幅度更大。全国人均烧酎的消费量也增长3倍之多,从原来2升/年增长到6升/年。

第三次流行:从口感向品质迭代

日本酒类消费市场,除啤酒比较稳定外,诸如清酒、威士忌、白兰地等其他酒类,总体上都呈下降趋势,唯独烧酎及其再制品有稳定增长。

这离不开烧酎贯穿始终的创新——不仅在饮用方法上有所调整,在酿造原料上也有多元化的尝试。

一般来说,烧酎在酿造原料上大致分为红薯、麦、米三种。

过去,大麦烧酎一直是烧酎市场的主要原料,但在2003年后,以甘薯为原料的芋烧酎开始蓬勃发展。

从酿造原料上,也能看到日本人在酿酒这件事情上的想象力。除了常见的三种原料,近年来还涌现了栗子、芝麻、黑糖、马铃薯、花生、牛奶等五十多种原材料用来制作烧酎;甚至有清酒的酒厂,拿酿完清酒后剩下的酒粕去蒸馏,得到“粕取烧酎”。

说回芋烧酎,经过蒸馏后的芋烧酎,相较大麦烧酎,其口感更为浓郁,充分体现原料香气魅力。柔和而富有个性,以甘薯为原料的本格烧酎产量占比从2002年的19%持续上升,2018年达45%,超过了传统的大麦烧酎。

芋烧酎的走红,让烧酎进一步维持了1970年代中后期以来销量增长的势头。

2003年,烧酎的总出货量50年来首次赶超日本清酒,并于2007年达到巅峰,全年共产出10亿升烧酎。

同时,烧酎也一扫传统、老旧的固有印象,逐渐在年轻人中形成了一种潮流,获得了年轻饮用人群的青睐。

有调查显示,20-29岁年轻人不再对烧酎抱有“老年人酒”的刻板印象,反而普遍认为喝烧酎很酷。2002年,烧酎在20-29岁年轻人群的消费比例为6%,但2008年,这个数字增长到14%。

据日本都道府县格研究所统计,2012年,日本烧酎(含泡盛)的年人均消费量约为7.5升,以25度酒精含量计算,合53度白酒3.5升,相当一年饮用7瓶飞天茅台。其中鹿儿岛作为日本烧酎的发源地之一,其人均年消费量为日本最高,达21.5升,约合20瓶飞天茅台。

反观清酒,自1970年代前期触顶后,受到其他品类的挑战,消费量始终未见反弹。

如今,日本烧酎的制造企业也可谓星罗棋布,老的酒厂不断扩建更新,旧的酒厂也渐次群起而林立,与当年茅台镇酱酒热别无二致。

在这种竞争之下,也让烧酎的工艺更新、品质提升、品种增加成为必然。

烧酎热潮能否预演白酒年轻化?

日本酒类消费市场的趋势常被中国视为风向标般的存在,那么,烧酎一步一步收割年轻人的成功,能否复制到中国?

李鹏的答案是否定的。

在他看来,烧酎的三次流行更像是“时势造英雄”,与日本流行的其他酒品类一样,烧酎适应了市场和时代的变化——最初,烧酎低廉的价格意味着更低的饮用门槛;发展中期,烧酎主动降低度数以迎合大众消费口味,通过口感创新,快速完成消费者培育;最终在第三次流行中,烧酎用口感和品质升级,渐渐走出价格抬升而“惜售”的头部品牌。

对于“年轻人不喝白酒”的悲观者说,李鹏也有截然不同的观察视角,他反问,为什么一定要劝年轻人喝下白酒?

相较于中国,日本酒类市场有四大优势:酒的类别丰富、饮酒场景丰富、佐餐酒文化深厚、对饮酒行为的道德认可度高。

“但中国酒饮市场是一个完全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市场,白酒的酒款味道和产品属性、消费场景,与年轻人之间存在着根本壁垒。就像烧酎作为烈酒正在不断降低度数一样。”

他认为,“中国白酒自有其优势,核心仍要抓住有稳固消费能力的群体。强化品牌在核心人群中的认知,获得年轻人的价值感认同,缩短他们开始理解并欣赏白酒的时间窗口,也许是一条更务实可行的道路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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